火通明的、移动的城市。那些灯光在致远号的水兵们眼里，像一百三十六年前旅顺港的灯火，像一百三十六年前基隆港的灯火，像一百三十六年前那些他们在海上漂泊了太久之后，终于看到的、岸上的、温暖的、不会熄灭的灯火。
致远号上的信号兵爬上了桅杆。他站在那根已经被弹片削掉了一半的横桁上，双手举着信号旗，用旗语向远处的舰队发出信号。那面旗在夜风中展开，红底黄字，是北洋水师通用的信号旗体系——一百三十六年前，在甲午海战的硝烟中，致远号上的信号兵也是这样站在桅杆上，用同样的旗语，向定远号、向镇远号、向整个北洋水师传递着邓世昌的命令。
对面沉默了很久。
致远号在水面上摇摇晃晃，倾斜着，燃烧着，喘着粗气。信号兵站在桅杆上，手里的旗子举了又放下，放下了又举起来。他不知道对方有没有看到他的旗语，不知道这个时代的人还看不看得懂一百三十六年前的信号，不知道那些在现代化航母舰桥上用雷达和卫星数据链沟通的军官们，会不会有人抬起头，用望远镜看一眼他手里的那两面旗子。
然后，对面亮起了灯。
不是探照灯，不是舰桥的照明灯，是信号灯。那种用摩尔斯电码发送信号的、老式的、在无线电发明之前海军通用的灯光信号。那盏灯在航母的舰岛上闪烁，明，灭，明，灭，明，灭——缓慢的，清晰的，像一颗在夜空中跳动的、温暖的心脏。
致远号上的信号兵看了几秒钟，然后他哭了。他站在那根被弹片削掉了一半的横桁上，双手还举着信号旗，眼泪从他的脸上淌下来，在探照灯的余光中闪着微弱的光。他哭着，但他在笑。他看懂了那盏灯在说什么。
“已收到。欢迎回家。”
船体已经严重倾斜。至少二十度了，也许二十五度。甲板上的水从齐踝深变成了齐膝深，弹药箱在齐膝深的水里漂浮着，撞在炮架上，撞在船舷上，撞在水兵们的腿上。锅炉舱里的水已经没过了锅炉工的胸口，炉火在水的包围中发出嘶嘶的声响，蒸汽压力在掉，航速在掉，螺旋桨的转速在掉，慢得像一个老人在雪地里蹒跚。
但还能勉强漂在水面上。那些一百三十六年前的铆钉，那些被海水浸泡了一百三十六年的木板，那些在黄海、在东海、在台湾海峡、在太平洋中心这片陌生海域里被炮弹和导弹撕开了无数个洞的钢板——它们还在撑。撑着一艘不应该再浮着的船，撑着一群不应该再站着的人，撑着一面不应该再飘扬的旗。
朝天上望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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