拍卖会的前一天傍晚，我收到了一封邀请函。不是寄来的，是有人亲自送到酒店前台的。信封是黑色的，没有署名，没有抬头，只有一行烫金的字，“恭请王建国先生莅临”。背面印着一个地址，这座城市最高的一栋建筑，顶层，六星级酒店。
送邀请函的是一个穿黑色西装的年轻人，站姿笔挺，表情恭敬，但眼神不像服务员。我接过信封的时候，注意到他的虎口有茧，不是握笔的茧，是握枪的茧。我打开信封，里面是一张卡片，上面写着酒会的时间地点，最后有一行手写的字：“请先生务必参加。有一位大人物想见您。请放心，不是那种……”
没有署名，没有落款。我把卡片翻来覆去看了两遍，嘴角微微弯了一下。不是那种？哪种？我没问，也不需要问。我心里在想：大人物？会是谁？我在这个城市认识的人一只手数得过来。但既然有人请，我就去。正好看看这潭水有多深。
我穿上那身二手西装，戴上那顶假发，对着镜子练习了一下王建国的笑容。镜子里的人，暴发户，土老帽，但口袋里揣着一张两亿的支票和一颗价值连城的红宝石。我拍了拍口袋，确认支票还在，然后出了门。
酒店在市中心，六十六楼。电梯门打开的那一刻，我的眼睛没有看人，先看环境——四个消防通道，两个电梯，一个楼梯间，落地窗的玻璃是防弹的。我用了三秒钟，把这些信息收进脑子里。这是习惯，改不掉。
酒会很大。水晶吊灯，白色桌布，银质餐具，侍者端着香槟穿行在人群中。空气里飘着香水味和雪茄味，还有钱的味道。不是铜臭，是一种更高级的、被精心包装过的、带着傲慢的、让人想打喷嚏的味道。
我走进去的时候，没有人看我。不是因为我隐身了，是因为我不配被看。我那身二手西装在六星级酒店的水晶吊灯下显得格外寒酸，那条假LV领带在真正的爱马仕袖扣面前像一块抹布。没有人走过来和我说话，没有人向我敬酒，甚至没有人看我一眼。我端着一杯香槟，站在角落里，像一个被遗忘在画廊角落的临摹品，挂在那里，但没有人愿意多看一秒。
不过我不在乎。我在心里冷笑：你们不知道我这身行头值多少钱，也不知道我口袋里那张支票够买下你们半桌子人的身家。但表面上，我只是个被冷落的暴发户。
我的眼睛在扫。左边那个穿灰色西装的老头，手腕上的表是百达翡丽，但指甲缝里有烟渍，不是自己抽的烟，是长时间接触烟叶留下的痕迹。烟草商？右边那对年轻夫妇，女人的钻石项链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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