暴雨过去两周后，沈南星跟公益就医基金的工作人员去做一次术后回访。
被回访的是七十一岁的周桂芬。老人独居多年，右侧髋关节疼得无法正常下楼，拖到在家摔倒后才由社区送医。她通过医院公益窗口完成家庭情况核验，基金承担了自费部分中的一笔费用，手术已经顺利结束。出院记录写得完整，复诊日期也很清楚，真正让她为难的却是回家以后。
旧小区没有电梯，周桂芬住三楼。社区帮忙联系车辆把她送到楼下，几名志愿者抬上楼，此后便很少下去。她每天能收到送餐，伤口换药由社区护士按计划上门，其他时间只有一位邻居偶尔来看看。洗澡、做康复动作、清理房间，这些看起来不属于“治病”的事，正在一点点拖慢恢复。
沈南星到门口时，先闻到一股闷久了的饭菜味。客厅不脏，地面却摆着几个没来得及扔的外卖盒。助行器靠在沙发旁，距离床边太远。周桂芬为了省事，夜里起床仍扶墙走。
基金工作人员打开回访表，没有只勾“手术完成”。她们核对用药、复诊和伤口情况，也把老人每天怎样吃饭、怎样去卫生间、有没有人陪同训练记下来。
周桂芬起初一直强调自己能行。她不愿再麻烦社区，更怕基金觉得她要求太多，把已经给过的费用收回。沈南星没有催她承认困难，只请她按平常方式从床边走到客厅。
老人刚站起来，左手便去抓床头柜。助行器放得够不到，拖鞋后跟又没有穿好。她挪了两步，额头已经渗汗。
沈南星把助行器推到合适位置，再扶她坐回去：“今天不练。先把环境调好，康复动作由专业人员评估。”
周桂芬摆摆手：“住院花了你们那么多钱，我不能连走路都让人管。”
“手术费用解决了，不等于恢复就结束。再次摔倒，前面的治疗都可能白费。”
这句话没有安慰意味，却让老人慢慢安静下来。
社区护士随后到场。她确认伤口没有感染，也指出老人下肢力量恢复得比预期慢。医院开出的康复建议并不复杂，问题是无人监督动作是否正确，老人怕疼，常常只做一半。现有上门护理名额有限，社区只能保证换药和必要医疗操作，日常照护仍有空缺。
回程车上，基金工作人员把情况归进“医疗费用已解决、居家恢复风险高”。现行援助只覆盖诊疗和必要检查，若把居家照护全部纳入，资金很快会失去边界；可完全不管，部分独居患者又可能因摔倒、营养不足重新住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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