眼睛无法承受。
“陈老师！”男孩又叫了一声。
我还是没有听到。
然后一只手拍在了我的肩膀上。不重，但很稳。赵远航的手。他的手也在发抖，但他拍得很稳。
“陈海生。”他的声音很低，低得只有我能听到，“回来。”
我猛地回过神来。
教室里的孩子们都在看着我。那个男孩还站在那里，手里拿着那本书，脸上的表情从好奇变成了担忧。女老师站在教室后面，嘴唇微微张着，像是想说什么又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“对不起。”我的声音沙哑得不像自己，“同学，你的问题很好。这个问题……很复杂。我需要时间想一想怎么回答你。”
然后下课铃响了。
那铃声在那一刻听起来像天籁。不是因为它拯救了我，而是因为它给了我们一个离开的理由。女老师走上讲台，简单说了几句感谢的话，然后开始组织孩子们放学。孩子们背着书包从我们身边经过，有人跟我们说“老师再见”，有人好奇地回头看我们，有人小声地交头接耳。
那个拿着书的男孩最后一个走出教室。他在门口停了一下，转过身，看着我和赵远航。
“陈老师，赵老师，”他说，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很清楚，“我相信那是真的。”
然后他转身，消失在了走廊的尽头。
我和赵远航站在空荡荡的教室里，对视了一眼。他的脸上没有表情，但他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翻涌——那是七十年的沉默被撕开了一道口子，那些被压在最底层的、最原始的、最滚烫的东西正在从那道口子里往外涌。
“走吧。”我说。
我们走出教学楼，走过操场，走到停车场。赵远航打开车门，坐进驾驶座，我坐在副驾驶上。他没有发动车子，只是坐在那里，双手放在方向盘上，看着挡风玻璃外面的天空。
“他还记得。”赵远航说，声音很轻，“那个孩子。他从野史上看到的故事，他记住了，他相信了。”
“嗯。”
“一百三十六年了。还有人记得。”
我没有说话。我无法说话。因为我的喉咙被什么东西堵住了——不是泪水，不是悲伤，而是某种比这些都更沉重的东西。
赵远航发动了车子。我们驶出了学校，驶上了回家的路。北京的傍晚车流如织，霓虹灯在暮色中一盏一盏地亮起来，把整座城市染成了五颜六色。赵远航开得很慢，很稳，一如既往地不超过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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