呼吸均匀而缓慢。他的眼镜被摘掉了，放在床头柜上，旁边是他的手机、钱包和一串钥匙。
他怎么会也在ICU？他不是开车送我来的吗？难道——
“嘀——嘀——嘀——”心电图机的声音单调地重复着，像一把钝刀在切割时间。
我突然感觉到了一种异样。
不是疼痛，不是虚弱，不是任何一个人从昏迷中醒来时应该有的感觉。而是一种——力量。一种从骨髓深处、从肌肉纤维里、从每一个细胞的核心里涌出来的、充沛的、滚烫的、像二十岁时在军校操场上跑完五公里后那种浑身使不完的劲儿。
这不正常。我九十一岁了。九十一岁的人醒来的时候应该浑身酸痛，应该四肢无力，应该连翻个身都要喘半天。但我没有。我感觉自己像一台被重新启动的发动机，每一个零件都在嗡嗡作响，每一滴燃油都在燃烧。
我猛地坐了起来。
动作太快了，快得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。九十一岁的人不可能这样坐起来。我的腰呢？我的膝盖呢？我的椎间盘呢？那些陪伴了我几十年的老伙计们，怎么一个都不在了？
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。
那不是一双九十一岁的手。没有老年斑，没有青筋暴起，没有皱得像树皮一样的皮肤。那是一双年轻的、修长的、指节分明的手。掌心有老茧——那是无数次拧动阀门、操作舵轮留下的痕迹。
我的手。我四十岁时的手。
我掀开被子，下了床。脚踩在地板上的感觉是凉的，但不是那种骨头缝里往外冒的凉，而是一种年轻的、健康的、充满弹性的凉。我的腿很稳，我的腰很直，我的背——我的背不驼了。九十一岁的陈海生背微微驼着，走路的时候总要往前倾一点，但现在的我，站得笔直。
我走到镜子前。
镜子里站着的那个人，不是我。不是我九十一岁的我。而是——四十一岁的我。颧骨偏高，眉骨深重，眼神锐利，皮肤苍白——那是常年不见阳光的潜艇兵特有的苍白。头发是黑色的，浓密的，没有一根白头发。嘴唇紧抿着，下巴上有一道浅浅的疤痕——那是1989年在潜艇上被阀门手柄磕的。
我盯着镜子里的那张脸，看了整整十秒钟。
然后我叫了出来。
不是尖叫，而是一种从胸腔最深处爆发出来的、无法控制的、混杂着恐惧和狂喜的吼声。“啊——！”
那声音在ICU的病房里回荡，撞在白色的墙壁上，发出嗡嗡的回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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