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它在我的通讯录里存了很多年——“林岳峰，战略规划部主任”。
电话响了三声，接了。
“陈海生？”林岳峰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，低沉、稳重、带着一个高级军官特有的从容，“你醒了？医院说你脑震荡昏迷送进来的，我正准备去看你。”
“首长，我问你一个问题。”我的声音很急，急得不像一个四十一岁的上校在跟首长说话，倒像一个溺水的人在抓最后一根稻草。
“你说。”
“我今年多少岁？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。
“陈海生，你是不是撞到头撞糊涂了？”林岳峰的声音冷了下来，但冷里面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担忧，“你今年四十一岁。你的档案我看了不下二十遍，2089年出生，今年四十一岁。你在医院多休息几天，等脑震荡好了再来报道。就这样。”
电话挂了。
我拿着手机，站在ICU的白色灯光下，看着屏幕上的通话记录——“林岳峰，通话时长，0:47”。四十七秒。在这四十七秒里，一个龙国军队的高级将领告诉我，我今年四十一岁。
我四十一岁。不是九十一岁。是四十一岁。
“赵远航。”我转过头，看着还坐在床上的赵远航。他已经不发抖了，他只是坐在那里，双手放在膝盖上，看着那面镜子。镜子里那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也在看着他，眼神里有困惑，有震惊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。
“你今年多少岁？”我问。
赵远航慢慢地转过头，看着我。他的眼睛——那双不再需要眼镜的、年轻的、锐利的眼睛——在我的脸上停留了很久。
“三十二。”他说，声音平静得像在念一份技术报告，“2098年出生，今年三十二岁。”
我深吸了一口气。
然后我做了一件事——我抬起手，狠狠地给了自己一巴掌。
啪！
那声音在ICU里炸开，清脆、响亮、像一记耳光——它就是耳光。火辣辣的疼从左脸颊蔓延开来，像被烧红的烙铁烫了一下。那种疼是真真切切的、实实在在的、没有任何折扣的疼。梦里的疼不会这么疼，梦里的疼是模糊的、隔着一层纱的、像隔着一层水听外面的声音。但这一巴掌的疼，是从皮肤传到神经、从神经传到大脑、从大脑传到灵魂最深处的、穿透性的、不可否认的疼。
“不是梦。”我说。
赵远航看着我的左脸颊上那个慢慢浮现的红色手印，嘴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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