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什么？你要把博物馆开出去打仗？”
林岳峰的声音从电台里传出来，带着一种我从来没有在他声音里听到过的东西。不是愤怒，愤怒是热的，会烧起来，会冒烟。他声音里的东西是冷的，是一种在听到了一件完全超出自己认知范围、完全违背军事常识、完全不可理喻的事情时，一个职业军人本能地、下意识地、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——不可置信。
“你疯了？”
这两个字从电台里蹦出来的时候，尖锐的，短促的，像一枚被捏碎了的外壳。天幕外面的那个世界——那个有卫星、有无人机、有精确制导导弹、有电磁炮、有量子雷达、有航母战斗群的世界——在这一刻，在天津港码头上那些裂开了口子的、钢筋扭曲的、断裂的码头旁边，在那些蓝色的、绿色的、橙色的帐篷前面，在那些站在天幕边缘的、出不去了的人的目光中，在致远号的黑烟和“龙鲸”号的沉默里——那个世界，在这一刻，觉得自己听到了一个疯子说的话。
我回答得非常冷静。声音像一块铁锤落地，砸在天津港码头的混凝土上，砸在飞龙号沉没的那片海域的海面上，砸在天幕边缘那条看不清表情的街道上，砸在林岳峰的耳膜上。不重，但很沉。沉得每个字都带着一百三十六年的重量。
“没有。”
电台那头沉默了。不是那种在思考的沉默，是那种——在听到了一个无法反驳的、不需要反驳的、只能用沉默来接受的答案时——一个人的喉咙会自己做出的选择。
“龙鲸号本来就是我的战友。就让他再陪我疯一次。”
我挂断了电台。
不到半天时间。
天津港的码头上，那些刚刚从废墟里扒出来的、还没有来得及清理的碎砖和断裂的楼板，被临时征用成了堆放场。博物馆里所有与打仗无关的东西，通通被拆除了。玻璃展柜被撬开，里面的展品——那些标注着“请勿触摸”的、在恒温恒湿的储藏柜里躺了好多年的、被无数游客隔着三米远的栏杆拍照留念的文物——被小心翼翼地搬出来，码放在码头上，整整齐齐的，像一支正在等待命令的、沉默的、不会动的军队。解说牌被卸下来了，一块一块地摞在一起，上面写着“致远号舰钟，1894年”“龙鲸号潜望镜护罩，2089年”“邓世昌手书，光绪二十年”——那些字在午后的阳光下闪着金色的、温润的、像琥珀一样的光。无障碍电梯被拆了，游客导览系统被关了，温湿度控制系统的电源被切断了，防火报警系统最后的自检蜂鸣声在空旷的博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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