龙国的战机无法撼动它。一发导弹不行，十发也不行，一百发也不行。一枚炮弹不行，一千枚也不行。一架战机不行，一个编队也不行，整个空军也不行。天幕是漂亮国花了十年、两万亿美元建成的堡垒，它可以承受任何现有武器的攻击，它是漂亮的，它是不朽的，它是——锁住龙国的最后一把锁。
而且它离天津港越来越近。落日计划不只是在地震带上钻探，它本身也在移动。缓慢的，不可逆转的，像一颗被发射出去了就再也收不回来的炮弹。从东经一百四十度到东经一百三十八度，从东经一百三十八度到东经一百三十五度。从北纬十度到北纬十二度，从北纬十二度到北纬十五度。它在向西，向北。它在向天津港的方向移动。它每移动一寸，天幕就跟着移动一寸。它每移动一尺，龙国战机可以活动的空域就缩小一尺。它每移动一海里，天津港广场上的帐篷就多几十顶，废墟就多几堆，站在码头上望着海面的人就多几百个。
直到那天。
我和赵远航驾驶着现代飞龙核潜艇，在天幕外围待命。邓世昌也在船上。他站在指挥舱里，穿着新式的、深蓝色的、合身的龙国海军作训服，肩上没有军衔，但所有人都知道他是谁。他的左腿不瘸了，航母上的军医给他做了手术，换了人工关节，术后康复训练做了三个月，现在走路、跑步、上下楼梯，和二十岁的年轻人没有任何区别。但他站在飞龙号的指挥舱里，手扶着潜望镜护罩的时候，那个姿势——左手扶着护罩，右手垂在身侧，下巴微收，目光从潜望镜的目镜上移开，转向海图桌——和一百三十六年前在致远号的舰桥上一模一样。
飞龙号在待命。潜艇悬浮在天幕外围的深水区，深度一百二十米，航速三节。声纳在监听，雷达在扫描，武器系统在预热。鱼雷发射管里装填着六枚重型鱼雷，导弹发射井里十二枚潜射导弹的制导系统已经全部启动，战斗部的引信已经从“保险”拨到了“待发”。指挥舱里红灯闪烁，仪表盘上的数据在跳动，空气里弥漫着机油和金属的冷涩气味。赵远航站在反应堆控制台前，手指搭在触摸屏上，眼睛盯着屏幕上那些跳动的数字——堆芯温度，冷却剂流量，蒸汽压力，螺旋桨转速。一切都正常。一切都在待命。一切都在等。
一瞬间。只有那一瞬间。天幕熄灭了。
不是那种慢慢暗下去的、像日落一样的熄灭。是那种——像一盏灯被拔掉了插头、像一台电视被切断了电源、像一堵墙在眨眼之间消失了——的熄灭。那片半透明的、彩虹色的、笼罩着整片海域的能量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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